又是一个大年初一的下午,在这个华东政法大学校园一年中最为安静的时候,古朴、偌大的东风楼里却还坐着唯一的一位老师,连续20年被学生投票评为“我心目中最佳教师”的63岁的刘宪权教授按惯例坐在办公室,认认真真地修改着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简朴、硕大的书桌与书柜卫士般守护着他,数十万字的论文页面如一片片有待开垦的原野,被他一片片地披荆斩棘。他的学生都知道,“明星教授”刘宪权只要不上课或没有学术活动,他一定会坐在这个小天地里看书、做学问、思考问题,连节假日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一年到头,刘宪权只在春节给自己放半天假探望家人,这一习惯他已经保持了20多年。

 

 

 

 

　　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现任刑事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一流学科刑法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作为一连串耀眼的学术头衔映衬下的学术权威和法学大家,刘宪权自己最为珍视的身份还是当一位教师。从教35年,他几乎拿遍了所有和高校教师有关的个人荣誉,从“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上海市教育功臣”、入选首批国家“万人计划”“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最具魅力教授”到“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首届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稳居华政实力派兼偶像教师之首,并在去年被授予华政唯一的“最佳教师终身成就奖”。

　　他在可以有无数选择的情况下扎根校园,珍惜教师这份光荣,爱惜教师这份职业,执著于教书育人,有着热爱教育的定力,做到淡泊名利的坚守。他在专业上不断超越自我,始终服务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开拓前沿、锐意进取、奋勇拼搏。他独具一格的授课方式、自成一家的“刘氏名片”被每一位华政学子届届传颂、津津乐道。立德、立言、立行,在刘宪权的身上体现了新时代教师的深刻内涵,展现了新时代教师的光辉形象。

　　一位教师对课堂的敬畏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在35年的教学生涯中,刘宪权从没有迟到过一节课。为了杜绝一切迟到的可能,他甚至早早起床,不乘坐校车,提前一小时到校,为早上5、6点就到教室“抢座”的学生答疑解惑。不管是上海突发暴雨,他淌水走入教室,还是遭遇大雾,他依然风雨无阻地提前出现在教室中。对于这样一份35年从不迟到的课堂坚守,刘宪权解释道“：一位教师对学生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迟到一次或者几分钟甚至一秒钟,表面上看没什么,但无疑应该是教师在教学生涯上的一个‘污点’。讲台与课桌之间的距离无法割断课堂里一位老师对学生人生选择及未来发展的联系和影响。尤其我所面对的是未来从事法律工作的学生,教师如果本身不严谨,还怎么能教导学生更好地从事未来的法律工作？”

　　在刘宪权眼中,师爱就是爱国家、爱学校、爱专业、爱同事、爱学生。“做学问先做人。”在每学期第一节五六百人的刑法大课上,刘宪权教授总是用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教导刚步入大学学习的本科生——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做人有问题,能力再强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要做一个好老师先要学会做人。如果说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教育,那么,他一直践行着这句话。爱国家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刘宪权觉得科研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的贡献。他的科研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息息相关,从金融犯罪、证券期货犯罪、涉信用卡犯罪研究,参与香港回归法律研究,到最新的涉信息网络犯罪和涉人工智能犯罪问题,他的研究领域无一不是全国领先。他主持的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个一般项目和1个外译项目,以及10多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成果,更是成为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历次司法解释的重要参考,主要观点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获得极高的评价,并被历次“刑法修正案”所采纳。

　　爱学校是他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带头人,刘宪权教授多方统筹、整合资源,短短数年之内,把华政刑法学科建设成为南方首屈一指、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上海市重点学科、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他领导的刑法学精英教学团队是上海市级优秀本科教学团队。在担任法律学院院长的17年时间,刘宪权教授将法律学院,建设成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举足轻重的教学和科研重镇。在任期间,法律学院获评首批“法学教育高地”、上海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爱专业是他术业专攻的执著。他在《法学研究》等核心杂志报纸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学术著作50余部。

　　爱同事是他培养师资的贡献。作为华政的资深教授,他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上同样付出了许多心血。他每年坚持为青年教师开设示范课,将自己的讲课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他人,从如何写教案、推进课程内容、总结教学经验,到讲课中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他都认真地给予把关,发现其中每个细小问题,及时给予纠正。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如今,法律学院涌现出了一批受学生爱戴的优秀青年教师。

　　爱学生是他一如既往的追求。刘宪权认为,教师不仅要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树立权威,而不是放松要求讨好学生,更要在平时成为学生的榜样,如果学生对老师很敬佩,他们才会有样学样、追求进步。在高校中教师的义务远不止于课堂之内的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学生的近距离接触、讨论,引导学生人格的塑造,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让学生感受到从事法律职业的责任所在。刘宪权的学生,也在华政任教的黄楠告诉记者,刘老师在授课时会反复告诫学生,刑法学的基本理论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生计、自由乃至生命,所以每一位法律工作者在处理每一个法律问题时都必须谨小慎微、慎之又慎。

　　有一次,刘宪权在国外偶遇一名华政的学生,出乎意料的是学生远远看到老师身影,竟然激动地流出了泪水。这一份既是他乡遇故知的感动,又是学生对他在关键时刻无私帮助的感激之情。原来在华东政法大学,一半以上学生的留学申请推荐信都是刘宪权写的。只要学生有需求,都会第一时间找到刘宪权,堪称有求必应。要给学生写推荐信,需要反复和学生约谈和交流,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求,还要用自己的名声和信誉为学生“背书”,对时间宝贵的教授们来说,往往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刘宪权却不这样认为：“写好一封推荐信对我来说虽然要花点工夫,对于学生而言却是非常切身的要紧事。每一封推荐信都是学生的希望,这既是将教师关心学生落到实处,也是源于我们对母校华政的共同感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专业的教师若想要挣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甚至一离开校园就能成为大律师和大老板。刘宪权却选择了科研加教学这样一条最为平淡甘苦的道路。作为权威法学家,刘宪权笑称：“要是我转行做了全职律师,估计取得的成就也不会比现在小。”然而,高校教师这一身份才是刘宪权立身之本的最好注释。在他看来,对于科研与教学所谓的矛盾,在高校教学好的教师不代表科研差,反之亦然,而他在科研与教学上都要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

　　刑法学不仅有着深奥的理论,同时又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刘宪权的科研既注重理论探索,又关注实践应用。他将刑法研究比作一个苹果,既有大家都咬不到的地方,他就先人一步跳上去咬一口；更有大家都咬得到的地方,他会比别人咬得更深一点。科研必须服务于社会,脱离了实践的理论是毫无价值的,实践中的很多问题都亟待学者们去挖掘、去思考、去发现。刘宪权曾在课堂上举过一个春节期间抢红包的例子,他从其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涉及非法集资的法律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尽管早已功成名就,但是刘宪权依然不断拓展着我国法学前沿研究的“处女地”。他自2017年起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刑法问题,成为该领域的先行者和排头兵。他指出,未来警方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来侦破案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个本属纯粹技术性问题的新生事物将会在法律、哲学、伦理等方面对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和冲击,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刑法问题。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例,如果设计者或使用者对智能机器人进行不当利用,甚至将其作为实施犯罪的工具,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威胁,甚至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刘宪权在论著中写道：“我们应提前预想到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面临的刑事风险,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居安思危。我们只有做好一定的风险防控措施,防患于未然,才能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危害社会。”

 

 

　　刘宪权不仅是科研“牛人”,更是学生心目中的明星教授“宪哥”。在华政如果哪位学生没有听过“宪哥”的刑法课,那么,他的“大学生活不完整”。每当新生入学的时候,“宪哥”的课好听得“一塌糊涂”这句华政名言,便会流行开。“一塌糊涂”是“宪哥”的口头语,常常在课堂上的精彩环节中出现,口口相传的语录,场场爆满的课堂,一排又一排的加座,他的课永远是“人满为患”。如何让学生对“杀人放火”的刑法从感兴趣到勤钻研,进而吸引更多的学生从其他专业转学法学专业,也成为了在他课堂上流传的诸多传奇。如今在华政任教的周舟,原本是经济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正是因为听了刘老师的课,才开启了他刑法学的研习之路,成为了刘宪权的硕士、博士,最终也成为了一名刑法学的专业教师。奥秘何在？正如原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组长、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在2008年华政教学评估总结中指出的那样,刘宪权的课是他听到的最好的课：“刘老师的课讲得‘炉火纯青’,在当今的法学界是极为罕见的！”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多,刘宪权所面对的学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高等教育发生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然而刘宪权常说：“教书育人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根本要求。作为教师首先要把书教好。”自从他1983年留校执教起,无论是对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的大班讲课,还是对博士研究生的小范围讲授,教学始终是他情有独钟并愿意与之终身相伴的工作。在“教育功臣”刘宪权看来,如果在教学上没有精英化教育的意识,就会面临扩招瓶颈,要保证学生的素质和研究水平不下降,就更加需要重视本科教育。否则高等教育就一定没有出路。刘宪权教授35年如一日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与担当,他将一线课堂视为锤炼学问最好的场所。

 

 

　　他首先做的是磨砺上课水平。刚留校时为了站稳讲台,刘宪权将全校所有老师的课都听了一遍,并且仔细琢磨、刻苦锻炼。特别是苏惠渔、张国全、朱华荣、陆世友等等老一辈刑法学家严谨治学的态度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恩师苏惠渔的课更是对他日后教学风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知识一辈子都不忘记”成为了刘宪权时至今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他钻研上课语言的艺术,曾煞费苦心地斟酌,如何把深奥的刑法学原理,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说明,他说：“我普通话并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可以认认真真地在讲课中投入感情。在学生精神容易松懈的地方制造高潮、设置悬念、反复追问,使学生始终参与思考,将学习的内容让学生牢牢记住,一辈子不忘。”

　　华政法律学院副院长,同时也是刘宪权博士的李振林在记者采访中举例：刘老师在上刑法第一堂课时会讲解各个法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一般很容易被忽略。比如在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中都有相同的“使用暴力”一词,他会向学生提问这两个“使用暴力”是一样的意思吗？当学生思考得出抢劫罪中的暴力不包括杀人时,刘老师又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别,从而让学生领悟财产权与生命权的区分。又比如通过学生讨论受贿罪与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两者在法条上表述是否一致,进而点出权钱交易和监守自盗的区别。他习惯于让学生先动脑筋,通过一点点揭示,引导学生关注法学细节背后的意义,体会法学的严谨与精确,使初学者不再将刑法学视之如畏途。刘宪权教授“抖包袱式”的教学风格因此激发了课堂上学生们从苦思冥想、经指点迷津、到豁然开朗的头脑风暴,也让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学的知识点。

　　“作为教授应该有危机感,站在三尺讲台上,如何才能对得起学生,对得起教学名师的称号？”这是刘宪权时常反省的另一个问题。刑法学理论在百年蓬勃发展的历程中硕果累累,但理论的日臻成熟及其不断精致化的深入,令刑法学变得愈发艰深晦涩。如何将新鲜的司法热点注入课堂,理论与实务并重,从而引导学生融会贯通刑法学的理论体系？任教35年他从不吃老本,每堂课都有变化,用鲜活的案例充实课本知识,用紧凑的提问促使学生思考,用风趣的语言活跃课堂气氛。历经4次再版的《刑法学名师讲演录》,100多万字的著述凝结了刘宪权教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心得,成为全国高校众多教师上课的教学模板与必备教案,其中的案例成为了流行于全国法学课堂的经典段子。刘宪权觉得如果其他教师能从他的讲演录中有所收获、有所启迪,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他从不担心书中的内容被偷师效仿,因为随着刑法学理论的与时俱进,人工智能等新兴事物的不断发展,新的内容必将不断涌现。“如果上了几十年,始终只有一节好课,这位老师的上课水平并不值得惊艳。老师不要觉得自己讲的总是最好的,站在讲台上心里面要有危机感,对自己有压力,必须不断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内容。”

 

 

　　多年来,刘宪权指导的博士有多人获评省部级以上优秀博士论文,其中2007年他的博士龚培华荣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率先实现当时华政获评上海市“优博”零的突破。紧随其后,他的博士肖晚祥、李振林、谢杰又纷纷摘取这一荣誉。2018年他的博士胡荷佳以总分第一摘得全国刑法学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的桂冠。在此之前,他的博士李振林、易益典、金华捷也先后获取全国刑法学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而这背后是刘宪权对博士论文苛刻的质量要求与对晚辈的爱护。目前已在中国计量大学任教的胡荷佳回忆：“那是年初一的下午,刘老师给我打电话首先问修改博士论文会不会影响我过年,使我顿时倍感亲切,之后他与我一起讨论了整整半天。”周舟介绍：“面对学术观点的不同,刘老师即便是面对本科生也不会强词夺理,每一篇博士论文的修改,他都不会断然否定学生的不同观点或用自己的观点强压学生,而是告诉学生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做到学术上的平等交流。”李振林说道：“我的30万字博士论文,刘博导是一页一页审阅的,上面满是密密麻麻的批注,从观点注释乃至语法错误和语病,甚至是错别字,看得令我汗颜。从刘老师对我论文的修改态度上,就能看出他怎样做学问和学习法学的严谨,堪称对我们弟子最好的言行教导。”

 

 

　　“读书肯定是不会吃亏的。”刘宪权既是这样对学生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成长经历正是践行“读书肯定是不会吃亏的”的真实写照。1979年,刘宪权考入了华东政法学院。当时,华政复校不久,华政的校园完全处在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在一所不大的校园里拥挤着五花八门的各类学校——普陀卫校、上海市卫校、图书馆、上海市卫生干部学校,甚至还有一个全市最大的水果仓库。刘宪权却感到：“我们当时读书的整个环境比较差,很拥挤。但是对我来讲,能够读上书已经很不错了。”1983年毕业留校担任法律系教师,工作几年评上讲师后读了硕士,评上教授后读了博士。在他看来,如果当时不参加高考,不读本科,现在面临的就是退休下岗的命运；如果当时不读硕士,可能就评不上教授；如果当时不读博士,就不可能站在学术界的最前沿。一段段的历程就是一段段读书的过程,他的“读书”经历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最好诠释。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他赴荷兰艾柔默斯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由于英文不是很好,同去的都是比他年轻的老师,所以大家都很担心刘宪权能否顺利按期毕业。令人惊讶的是,四年之后,他却是所有同学中第一个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不要觉得年龄大了就不能学东西了,年龄再大还是能够学习新东西的。压力没有什么不好的,有压力才有动力。因为搞学术研究是一件很苦的事情,而且这个博士学位的取得,使我的个人经历更加完整了,对我今后的工作也意义非凡。”刘宪权教授感慨道。

　　也只有他心里明白,自始至终最热爱的还是自己的刑法。“现在很多人喜欢从名称来判断一个学科。例如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时,刑法这个方向确实不是很热门。很多学生、包括学生的家长都认为刑事法律就是杀人放火。国际经济法又国际、又经济、又法律,经济法有经济又有法律,民商法起码还有商,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家长们都认为国际经济法最好。”刘宪权曾在课上笑称,“我以前有一个设想,假如把‘刑法学’改成‘国际经济刑法学’之后,我们这个专业肯定热门得一塌糊涂。”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刘宪权一直强调,无论未来从事什么专业方向的法学学习,很多法学基本原理都蕴含刑法和民法的精髓。刑法学的地位决定了刑法学的意义。有些人可以看不起刑法专业,但无论选择什么专业来学习法学,要学好法学,首先必须要学好刑法学。

 

　　信其师,才能信其道,这正是师德的体现,这样的老师也将影响学生终身。对于学生,刘宪权想得更多。他说：“我认为我们的青年学生面对社会的时候,还是要树立一种信心。现在的大学生一边读书一边还要考虑找工作,这样就导致读书时间太少。我算了一下,一个硕士研究生的三年学习时间,可以真正用来读书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很多人边工作边上课,有了工作就基本不怎么看书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浮躁,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学生,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我们当时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读大学是包分配的,不用担心找工作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把该考的证书都早点考出来,然后尽可能腾出大段的时间用来读专业书。我的经验告诉我,读书肯定是不会吃亏的。”